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社会发展中都会发生王朝的盛衰荣哀，政权的存亡绝续。中国历史书特别看重的就是政权更迭、江山易手、王朝兴亡的经验。一部二十四史可以说都是各自探究前朝兴亡得失的历史，寻求通古今之变之道。古人说过，“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

黄炎培先生在1947年7月初到延安考察与毛泽东的对话中提出的历史周期率，涉及一个历史规律性现象。当然，黄老是根据自身的人生阅历阐述这个问题的。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总结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显然，黄老是针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执政说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善意的预告。黄先生用心良苦，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政怠宦成”的覆辙，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毛泽东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这段对话，并指出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周期率为什么会成为阶级社会的历史规律？为什么历代王朝跳不出这条规律？看待历史周期率既有科学历史观问题，也有历史价值观问题。

从科学历史观来说，开国皇帝、创业者是何等雄才大略，在历史舞台上有声有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是闪闪发光的人物。可末代皇帝，身死国灭，或仓皇辞庙，成为俘虏，或以自缢殉宗庙社稷。当然有个人才能问题，创业者如无特殊才能，在群雄角逐中难以取胜，取胜后也难以治国，难以成就一番事业。他们实行比较宽松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严惩贪污，管束官吏，而且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并不是他们特别英明、仁慈，而是鉴于前朝失败的经验，时势使然。末代皇帝并非都是无能，而是经过或长或短时间的发展，社会矛盾积累到无法解决的地步。其最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土地所有制，而生产力则是直接从事劳动的农民。当土地集中，剥削和赋税加重，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再加上官僚机构的扩大，官员腐败，民怨沸腾，甚至水旱虫患，都能引起动乱，只能以政权易手了结。在积重难返的困境中任何人都显得无能和无奈。从历史价值观来看末代皇帝并不值得怜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改朝换代才能疏解矛盾。

历史周期率是社会进步的外在表现。尽管对一个王朝而言、对末代皇帝而言是一个悲剧，但对社会历史来说是一个进步，是扫除积习，清除腐败，在调整矛盾中继续前进。不管南唐后主李煜“归为臣虏”后抚今追昔的词如何哀婉动人，如何具有艺术感染力，也只是文学而已，而赵光义巩固政权和继续推动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个丰功伟业的人物。王朝周期率所表现的开创、发展、腐败、垮台江山易手，似乎是不断地循环，实际上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社会的演变和进步，就是如此无情地以旧王朝为新王朝取代为阶梯的。

问题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中的周期率问题。这不同于历代王朝的更替，具有不同的性质。因为历史上的周期率在一种社会形态内的政权易手，它不改变社会形态的性质。中国2000多年，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是封建社会形态内部的王朝变化史。

社会主义社会的周期率问题则不同，它是社会形态的倒退史，属于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社会形态压倒新生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这不是上升，而是逆转。不管人们对苏联解体如何评价，对苏联原来体制的弊端如何批评，对苏联时代的民主、人权问题有种种非议，但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比起旧沙俄，比起资本主义制度，苏联十月革命和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是历史的变革，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与前社会主义时代不同，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在苏联再度得势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苏联的所谓改革不是用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嘴甜心苦，也不致灭亡。如果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改旗易帜，根本改变社会主义路线，自行宣布解散共产党，自我毁灭，而是切切实实改革已经发现的体制弊端，何至如此！

毛泽东深谙历史，也理解黄炎培先生的担心，并且知道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是农民。毛泽东在革命即将胜利进入北京时，一再提醒全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毛泽东一生对反腐败极端重视，注意防止在社会主义中重演历史周期率。但“文化大革命”这样暴风骤雨式具有无政府色彩的群众运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既无助于防止历史周期率的重演，也无助于防止官员的腐败。

要防止历史周期率在中国的重演，最根本的是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亡的关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他一再嘱咐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9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光辉成就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越奋斗的功绩，但我们党内确实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包括一些党员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贪污腐败。加强党的纯洁性，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面临的头等任务。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全部历史的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自身的经验都证明，政权更替的责任首先是当政者自身。管党不力治党不严，我们党就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失去执政资格，就有可能发生“霸王别姬”的悲剧，就跳不出“历史周期律”。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人类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把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著名谈话，作为不断长鸣的警钟。“打铁还需自身硬”，要紧紧抓住和依靠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个法宝,以刮骨闻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从而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跳出历史周期律，领导人民不断前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

陈先达，男，1930年生，原籍江西省鄱阳县。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陈先达文集》(14卷本)，多部著作和论文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2016年其著作《理论自信》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第七届全国优秀通俗理论读物。